現在回望，過去兩年我都在為當時的生活找個終點。初來日本的一年，從29歲邁向30歲的一年，都只是在收拾殘局——太習慣香港生活的我，太習慣有女朋友的我——當這一切都被我一手搗毀後，我面對的是截然陌生的世界：與人的距離，與自己的距離，與這個像屎一樣的世界的距離，我基本上都搞不清楚。所以我很多時候選擇默不作聲，因為我其實不知道我想向這個世界要求些什麼。無所求所以無所言。
過去四年，除了寫詩之外，我寫東西多少有種應激本能的感覺：我要找到自己，我要透過寫作盡可能拓闊自己的邊界，無時無刻都感覺到不足——那種不足的真正面貌是：其實我沒有東西真的想要發表。同樣地研究也是一樣，我為錢工作，做過三四個不同的學科的研究助理，除了來日前半年有幸做了半年教學助理之外，我沒有感受到很多出路，太多空轉的時候，就如一個在孤獨地高速旋轉的齒輪，它並沒有咬合到其他組件，因此它幾乎都沒有讓我感受到自己與世間有甚麼關係。我為稿費而寫，為薪金而寫，或者純為自己而寫，但我其實沒有想要交流。
突如其來的肺炎，實際讓我多出了很多時間去思考。我想起的是在阿姆斯特丹那年，是我人生中其中最為高產的一年（這句話現在想來，其實非常有香港的味道），因為我有很多時間想，很多時間寫，當然那時候沒有很好地把東西組織起來。那時候是有衝勁但沒有組織，之前是在恐慌中逐漸把思考給組織起來——我現在是找個起點。與性格頗為不同的室友同住，也讓我更快地辨清了自己的慾望與他者的期望。
「然而像呼吸都應該要慶賀。」我沒有打算兜售心靈雞湯。然而經歷了「唔好死」的2019年，「好好保重」的2020年。即使時間偶爾停滯了也好，希望你們還好，文字很輕，陪伴很重。「來好好給我活著就似最初。」即使我跟你如果還不是很熟，或者性格關係也許一輩子都很難變得很熟，都希望你們還好。
本年的UACG論文是從2018年末算起，開始成為偶像宅以來的總大成。雖然它並沒有得獎，但對我而言意義重大。在這篇論文中，我開始見到屬於自己的第一個視點——對我而言，所有深刻的，能夠稱得上自己的視點都有充沛的倫理感情在裡面，也許因為對我而言，我還是最關注：我怎樣可以對別人更好，怎樣可以在對別人更好的同時自己不受委屈。我不知道這篇論文對別人而言有沒有用，但最少它清掃了部分我在與前女友分手之後遺下的債項：將當初的失敗上升到「自己作為一個人」的問題。
巴特勒在《一個人的自陳》（Giving an Account on Oneself）中指出這種獨特的陳述方式並非按時序道出，而是透過「是否我為大家造成這種痛苦」的方式去思索個人的倫理責任。
“If the ‘‘I’’ is not at one with moral norms, this means only that the subject must deliberate upon these norms, and that part of deliberation will entail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ocial genesis and meaning” (Butler 8).
本年度我還策劃了個展覽會——於我而言有種奇妙的感覺，有種從事前女友的行業的感覺。（這篇文我多次提起前女友，好像我還在掛念她似的。實質不然，我放下了。只是我思考中常需要具體的對象好讓我不要思考得太過抽象，我比較喜歡這種思考法而已。）
未來一年，我會在這個起點豎起旗桿。我未探索它周圍的環境，也許它又是一個荒島，我以為我與世界交往但還是我一個。我以為會被世界所接受但實質不然。啊，對了。博士論文想要研究香港的御宅族。兜兜轉轉，想逃離香港，甚至逃離世界去做科幻，我還是回到了地球，回到了碩士那個誤打誤撞的起點。
多點讀書，多點思考，多點休息，多點聽別人說話，多點用真心待人。見字坐直飲水。少少就好，不用急，三十都已經過了，時間看似很少其實也很多——只要沒有染上肺炎。
（這文不寫完，總覺得下年無法開始。距離2021年還有三日，就這樣吧。）